孔子为何把历史叫春秋,而不叫冬夏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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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学名叫“春秋”,这是圣人的譬喻,“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”。孔子为什么把历史叫春秋,而不叫冬夏?我琢磨出这么几层意思:

一、当时是小国政治年代,叫诸侯国,只是比今天的县稍宽敞些,人口也稀疏。据行家估算,当时全国仅二千万人口,比今天的台湾人口还要少四分之一。但是国家数量多,西周时期最多将近八百个,仅山东境内就有四十多个,周室东迁后,《左传》有记载的仍超过一百二十个。小国寡民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过日子,如危地里的庄稼,春种秋收,得一茬是一茬,说不出可持续发展的松心话。如果当年也是今天的一统天下,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大物博,凭孔圣人的智慧,不会叫春秋的,会换另外的视角,可能会叫天空,或海洋什么的。

二、冬夏两季表层的东西多,春秋两季深层的变化多,不确定因素多。物如此,人和社会亦如此。

三、春天是播种,是开始,是动机。孔子很看重动机,他在《论语?为政》里说诗,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‘思无邪’。”诗与政治貌似不相关,但有一个关键处是相通的,就是“思无邪”,心术要正,动机要纯,出发点要端庄。秋天是收获,是结果。从动机里看居心,在结果中察得失。一个朝代是怎么拉开帷幕的?又是怎么谢幕的?“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楼塌了。”蕴藏其中的东西才是这个朝代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。用刘知几《史通》里的话说,“得失一朝,荣辱千载”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乱臣贼子惧”,乱臣贼子所惧的,正是《春秋》笔法,明察秋毫,微言大义。

四、依农历天时,冬夏叫至,春秋称分,老话叫“日夜分”,分是分明,指的是昼夜平分,白天和黑夜基本持平。审视历史要一碗水端平,要公允,不能挟私用假。“临流无限澄清志,驱却邪螭净海波。”

五、上边写的四款,都是我的瞎琢磨。据王力先生考据,西周早期,再溯以前,一年只分春秋二时,讲春秋,就意味着全年。郑玄笺注“春秋匪解,享祀不忒”为“春秋犹言四时也”。

读史讲致用,温故为知新。温故讲究读史方法,温这个词用得恰当。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,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。尤其是中国的历史“课本”,有五千年的厚度,很难读,城府深,色调沉,像一个人板着脸孔,古板,刻板,缺情少趣且苦辣,对,是苦辣。像冬天里喝烧酒,要“温”一下口感才稍好些。

我们的历史不太好读的原因,有两点最具中国特色。

一、历史是断代的。

二、既有帝王术,还有宰相术,两条线索并行,却不是双轨制,是连体的两个人,既互动,也互相牵扯。

截止于清朝,中国有两种国家体制形态,一种是周文王、周武王建立的简单的联邦制——分封建国。周朝鼎盛的时候,有近八百个“加盟共和国”。还有一种就是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。这两种国家体制形态都是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开创的,陕西被称为“三秦大地”,这个“大”字,陕西这片土地还是承受得住的。但秦朝以降,二十几个朝代的更替不是禅让,不是竞选,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淘汰,而是革命,是流血牺牲,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,是打碎了之后重建。这是中国历史叫断代史的原因。读历史读到断裂地带要小心,要提高警惕,要记住两句名言,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“凡是敌人反对的,我们就要拥护;凡是敌人拥护的,我们就要反对”。革命年代是以胜负论英雄的,基本不管青红皂白。

中国的皇帝,因为是家庭承包制,业务水平差距比较大。像抛物线,高和低的落差很悬殊。但中国的宰相们,基本保持在一条相对高的水准线上。好皇帝和劣皇帝,差别在业务能力上。好宰相和劣宰相,差别不在业务能力,而是心态、心地和心术。

政治里的好和劣是复杂的,心态,心地,心术更复杂,正是这些,愁煞着史官,但也彰显着史官的眼力和人格魅力。

摘自穆涛《先前的风气》,原题《历史的学名叫“春秋”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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